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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已持续了半个世纪。至今，以色列境内还关押着超过5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500名刑期超过20年，很多巴勒斯坦家庭都有过男性被捕的经历。自2012年开始，不断有巴勒斯坦人避开以色列政府的监控，将囚犯的精子偷偷运出监狱，再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创造新生命。
截至今年5月，超过71名巴勒斯坦囚犯借助“越狱”的精子生下子女， 更多家庭还在尝试。如果不这样做，等丈夫出狱人生已过大半，妻子无法再生育，对一个家庭来说将面临无法存续的残酷现实。风雨飘摇的约旦河畔，一个“越狱”婴儿的诞生与成长，被赋予了比生育本身更多的意义，比如民族生存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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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3年一个寻常的凌晨。阿萨德夫妇牵着孙女走出家门时，整个城市还笼罩在夜幕之中。街道上一片寂静，除了他们三个，再也看不到一个人影。阿萨德发动了车子，引擎声传出很远。
这个巴勒斯坦家庭从加沙地带的贝特哈农出发，一路向北，到达出入以色列的唯一陆路通道埃雷兹检查站。如果一切顺利，通过检查后，他们会换乘红十字会的巴士，再挨过数小时颠簸，到达旅程终点——以色列境内一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
阿萨德的儿子法赫米就关在那里。
他入狱5年了。2008年3月，这个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抓捕，那时，他的女儿出生仅40天。5年以来，这对父女从未相见。襁褓中的婴儿渐渐长大，个头已经高过爷爷的腰了，才等到去监狱探视父亲的机会——原本禁止加沙囚犯探视的指令终于取消了。
为了孙女的第一次探视，阿萨德夫妇做足准备：为她换上崭新的红裙，戴上银耳环，在披肩长发中插进大大小小的花朵，又编起几根细小的辫子作点缀。他们提前把孙女的近照寄到监狱，希望法赫米能一眼辨认出她。
“记得和爸爸打招呼。放心，他会认出你的。” 阿萨德一路上嘱咐着孙女，还拜托她替自己亲吻儿子的双手和双眼，因为只有未成年探视者才能与囚犯肢体接触。
这本应是很棒的一次探视。然而，当他们抵达埃雷兹检查站时，却没有看到红十字会的巴士。
“没有探视……我就知道！”
阿萨德和孙女被拦在埃雷兹检查站的铁门外。（图片来源：半岛电视台）那一天，所有的巴勒斯坦囚犯家属都被拦在检查站的铁门外。
他们的探视时常受阻。有时与宏观局势有关——2007年至2012年，由于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囚禁了一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取消了加沙囚犯的一切家属探视，以示惩罚；有时针对个案，一些囚犯被认定仍与反以色列组织有联系，为避免他们与外界交换信息，这些囚犯被禁止探视。
也许，法赫米也被视为其中之一。去年6月，以色列情报机构专门为他的家族写了介绍：与法赫米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兄弟、两位表亲以及父亲阿萨德。
法赫米被捕时只有21岁。以色列的法院判定，受父亲阿萨德的影响，他早早投身“反对以色列占领”的行动，14岁加入“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之后参与了多种军事活动——向以色列国防军射击、参与部署简易爆炸装置、藏匿和转移火箭弹等。
最终，他被判处22年徒刑，成为一名“安全囚犯”。
所谓“安全囚犯”，是指自1967年“六日战争”（注：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战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等地区，100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以来，大大小小的战斗与袭击中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这些人大多被奉为“民族英雄”，是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战犯”，而在以色列，他们则被定义为“恐怖分子”，或“政治犯”。
很多巴勒斯坦家庭都有至少一名男性曾经被捕。 据“巴勒斯坦囚犯支持与人权协会”统计，以色列境内截至今年10月仍关押着超过5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500名刑期超过20年。
法赫米知道，自己的刑期太长了，意味着要在高墙中过完前半生。他告诉妻子：“我不会强迫你等待下去。” 可妻子决定等：“我会把女儿养大，等你出狱。”
尽管如此，法赫米仍对家庭的存续忧心忡忡。数十年来，因为相信“人口膨胀才不会被吞并”，整个巴勒斯坦都沉浸在鼓励生育的氛围之中，遍地是多子家庭。法赫米担心，一个孩子并不足以维系家庭，他想创造新的联结。
如一名前巴勒斯坦囚犯所说：“除了精子，一个（男性）囚犯还能做出什么保证呢？” 在法赫米看来，似乎只有一个选择——创造一个新生命，带着自己的血脉，活在监狱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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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安全囚犯”与法赫米有相同的愿望。
阿萨德曾与两个儿子同在一所监狱。一次放风时，其中一个儿子喊他“爸爸”，阿萨德转过头，发现整个操场近60名“安全囚犯”几乎都在看着自己的儿子。“他们太想念听到’爸爸’的感觉了，”阿萨德说，“有些人甚至从未被这样称呼过。”
然而，“安全囚犯”生儿育女的合法途径已被以色列政府切断。
与普通罪犯相比，他们的权利受到更多限制，其中之一便是无法进行配偶探视（注：探视期间夫妻同房）。早在1994年，以色列监狱就引入配偶探视，1999年将适用范围从法定夫妻扩展至具有稳定关系的同居伴侣。
但这项政策仅针对以色列公民，巴勒斯坦的“安全囚犯”们认为，自己也该享有这项权利。
他们反复提及以色列重刑犯伊加尔的经历：因暗杀前总理拉宾，这个犹太人被判无期徒刑，无权配偶探视。他试图把装有精液的塑料袋偷偷交给妻子，被狱警当场发现。然而，他不仅没有受到严厉处罚，还获准进行了10小时配偶探视。此后，监狱服务局每月为他安排一次，第二年秋天，他的儿子出生。
这让巴勒斯坦囚犯对配偶探视权的呼吁愈发热烈：“为什么他可以结婚生子，我们却不可以？”
他们一度看到希望。一位“安全囚犯”将监狱服务局告上法庭，争取配偶探视权。2011年，最高法院建议监狱服务局重新考虑这一请愿，但最终仍被否决。
争取配偶探视的行动搁浅，另一种并不合法的尝试仍在继续——将精子偷运出去。
2008年，约旦河西岸的拉赞生育中心曾收到一份特别的精液样本。带来样本的女性名叫达拉尔，她丈夫因参与一起耶路撒冷炸弹袭击被判终身监禁，已服刑11年。她告诉生育中心负责人萨利姆，和丈夫已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如今，他们想要一个儿子。
萨利姆很犹豫。早在2003年，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对试管婴儿还闻所未闻时，他就曾接受过囚犯妻子的咨询。萨利姆顾虑重重：“在我们这个小社会，如果一位丈夫入狱的女性突然怀孕，人们一定会指责她出轨。” 他也无法确定，伊斯兰教是否允许这种尝试。
5年过去，顾虑仍未打消。他把精液冷冻保存，劝达拉尔做决定前，先做好受孕前的“宣传工作”——征询神职人员和家属的意见，并向邻居公开受孕计划。出乎意料的是，几乎每个人都表示支持，关心她的进展：“走在大街上，熟人会拦住我问，做手术了吗？”
2012年8月，达拉尔的儿子出生。这是巴勒斯坦囚犯妻子借助“越狱”精子产下的第一个婴儿。
第一位“监狱宝宝”和他的母亲达拉尔。（图片来源：BBC）整个社会为之震惊，甚至有人质疑，婴儿是否真实存在？直到半年后，这个“越狱”的婴儿出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半岛电视台、美联社、法新社、《卫报》……数不清的媒体镜头前，婴儿被冠以特别的头衔——来自以色列监狱的“自由与希望大使”。母亲达拉尔宣称，要将儿子献给“巴勒斯坦人民”。
不久之后，借助“越狱”精子怀孕的做法正式得到宗教支持：巴勒斯坦宗教理事会发布了一项“教法判例”，认定“监狱宝宝”的出生方式没有违反任何伊斯兰教规则，并称其为“抵抗以色列的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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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阿萨德一家也在酝酿同样的计划。
达拉尔的成功经验鼓励了更多家庭。拉赞生育中心24小时有人待命，囚犯家属不分昼夜地送来样本。生育中心要求，夫妻双方的家庭成员都要到场，证明样本的来源，并对使用试管婴儿技术表示明确支持。丈夫出狱时年龄超过40岁的妻子，可以享受中心的免费服务。
年过五十的阿萨德已经出狱。一天，他接到电话，刚刚出狱的一个男性告诉他，“（儿子）法赫米有些东西要转交”。
让出狱的同胞转交样本，是偷运精子最常见的方式。还有一些发生在探视的最后10分钟，这段时间里，囚犯与未成年子女有直接的肢体接触，可利用这个机会转交。
盛装精液的容器包括打火机、眼药水滴管、圆珠笔、糖果纸和饼干袋，最特别的是，装有精液的小塑料瓶藏入去核的红枣中。生育中心也给过一些建议：“最好是装在小瓶中，藏在胸口，因为那里既黑暗又温暖。”
囚犯们偷运精液的容器——打火机和饼干袋。（图片来源：Topic）拿到儿子的精液样本后，阿萨德驾车朝加沙的一所生育中心一路狂飙。精子离开人体后，最多只能存活48小时，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我疯了似地开车，好像抱在怀里的不是精液，而是我的儿子，我在带他离开监狱。” 他向媒体回忆。
法赫米的精子幸存下来。生育中心培育出4个可用胚胎，筛选出2个，植入法赫米妻子的子宫。
手术当天，半岛电视台的镜头记录下一些细节：生育中心的走廊狭窄昏暗，略微发红的灯光下，法赫米的妻子被送进手术室；等待室里，法赫米的母亲紧张得不知把手放在哪里，先是整了整头巾，又不断摩挲自己的脸。阿萨德把四处乱跑的孙女拉到身边说：“如果生出两个孩子，第一个的名字一定要是阿萨德。” 可孙女有自己的意见：“我没见过爸爸，我希望弟弟以爸爸的名字命名。”
15天后，阿萨德夫妇将儿媳的血样送到医院化验，所有人都满怀希望。
结果，受孕失败了。
阿萨德不接受失败。他是这个囚犯家庭“反抗占领”的领袖，数十年间参与多起对抗以色列的袭击，在他的影响下，家族中的小辈陆续加入反以组织。
“（受孕）失败意味着巴勒斯坦囚犯的死亡”，他的络腮胡已经变白，回忆起拿到儿子精液的时刻，“感觉就像所有巴勒斯坦囚犯一同把那管精液交到我手上，叫我好好保护。”
阿萨德一家决定再冒一次险。为了防止精液在转运过程中失去活性，他们花大价钱买了一个特殊的液氮罐。
这一次，卵子顺利授精，法赫米的妻子成功受孕。狱中的法赫米兴奋至极，狱友形容，“他就像自己被释放一样”。
产检屏幕里，婴儿正在吸吮大拇指，所有指标正常，医生说，“将来会是个高个子”。阿萨德夫妇在一旁笑：“他爸爸的个子就很高。”
然而，离预产期还差一个月，法赫米的妻子羊水突然破裂，送到医院时已生命垂危。怀孕期间，她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令这个家庭格外紧张。阿萨德说：“每次她抱怨有什么不适，不论多么轻微，我都立刻把她送去医院。”
对这个巴勒斯坦妇女来说，这可能是她一生中最有存在感的时刻。经历了剖腹产，她生下体重仅有2.2千克的男婴，自己也活了下来。
“监狱宝宝”出生，媒体和社区的庆祝仪式随之而来。法赫米的妻子虚弱地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接受采访：“我一直希望生个男孩，叫他阿萨德，我多么希望丈夫也在场。”
“（不管怎么样）我的梦想实现了……希望丈夫早日被释放，就像他的精子一样，离开监狱的禁锢。” 她说。
一对双胞胎“监狱宝宝”在父亲的照片下玩耍。（图片来源：Topic）4
阿萨德望着恒温箱里的孙子——小阿萨德，感觉儿子就在面前：“两年前，我们都被关在监狱。如今，我恍惚觉得他和我一同回到了外面的世界。”
一家人对这个新生命呵护备至，阿萨德把他安置在专属的房间，除了他母亲，任何人不得入内，“我们不许任何人亲吻他，甚至不想让任何一丝不好的空气触碰到他的脸蛋。”
婴儿出生后不久，加沙地区爆发了剧烈的武装冲突，平民死亡人数达到近30年之最。每当头顶有轰炸机飞过，阿萨德就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孙子。他恨不得把小阿萨德永远放进温室，从而免受周围一切事物的威胁。
尽管小阿萨德的出生历经波折，他们仍然算得上被命运眷顾的少数。据外媒报道，截至今年5月，有71名“安全囚犯”的妻子成功借助“越狱”的精子生下子女。 这一数字背后，是更多徒劳无功的囚犯家庭。
一个妻子从20岁等到了46岁，直到丈夫出狱才找到生育中心，然而为时已晚，手术没有成功。最早提出偷运精子想法的一位囚犯，曾先后3次将精子运出监狱，做了10次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没有一次成功。
拉赞生育中心在2013年公布过一个数字：约50个囚犯妻子送来“越狱”的精子，成功受孕的只有5个。
第一个“监狱宝宝”的消息公开时，以色列监狱服务局宣称，对“传闻”的真实性表示“高度怀疑”。后来，越来越多的案例激怒了以色列当局，他们增加对牢房和访客的搜查，中止了诸多囚犯的尝试。有些囚犯被单独监禁数月，或被禁止探视超过一年。
尽管多数成功者对偷运精子的方法绝口不提，生怕断了其他囚犯家庭的后路，仍然有一些方法被识破，例如把精液藏在糖果纸或饼干袋中。
因此，每当新的成功者出现，其他尝试者的难度都会增加一分。像小阿萨德一样的“监狱宝宝”，无疑是幸运的。
这些“幸运儿”却无法拥有合法身份。
小阿萨德出生后，只在2016年见过两次父亲。第二次探视时，狱警反复询问：“这个孩子是如何出生的？” 陪同的祖母没有回答。
从那以后，小阿萨德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以色列将他认定为“私生子”，拒绝了他的所有探视申请。去年5月初，爷爷阿萨德曾以绝食的方式抗议，希望以色列恢复小阿萨德的探视权，结果以失败告终。
这种情况并非孤例。甚至有好几位“监狱宝宝”因为长期无法探视父亲，一度产生混淆，对着家里的叔叔喊“爸爸”。
“只要这篇土地仍被占领，这些孩子永远无法拥有合法身份。他们没有证件、没有民事档案，也不能去旅行……就像不曾存在过。” 阿萨德说。
一位被禁止探视的“监狱宝宝”看着父亲的照片。（图片来源：The Electronic Intifada）（本文内容编译整理自半岛电视台、《卫报》、《洛杉矶时报》、《每日电讯报》、《巴勒斯坦日报》、Topic、The Electronic Intifada 等媒体公开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