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契约 一段故事

□文/图聊城日报全媒体记者贾新伟 通讯员高盼盼

　　雕栏画栋，犹如古风拂面；泛黄契约，倾诉悠悠过往；场景复原，再现真实瞬间……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散发着浓浓的历史年代感。

　　聊城契约文化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契约文化为主题的专题性博物馆。博物馆系统展示了500余件各类契约文书，印花税票、东昌卫契、四连契……每张契约，都展现着不同的价值与用途。触摸那一份份契约，就像走进一段段温度尚存的岁月，那些蕴藏在契约中的历史与故事，也都在我们探寻的过程中尽数扑面而来。

　　始于宋代的契尾，是一种纳税凭证，一张契约加盖红印后，便具有了法律效力。

　　窥斑见豹

　　“立卖契人泰安州王无欲，因路远不便承种，情愿将肥城自己马房、柳滩庄两处，卖与平阴县生员孙发祥名下，永远为业。马房宅园坡下共地23顷74亩2分，柳滩共宅园坡下地14顷62亩1分……”

　　这张康熙十九年的契约，里面的数字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仅柳滩共宅园坡下地这14顷62亩地，就相当于我市水上古城的面积大小。小小的一张契纸，买卖这么大一块土地，令人咂舌。

　　一张涉及3亩5分的卖地契约，立于宣统四年。清宣统皇帝不是只在位3年？由此推断，当时在一些偏远地区，信息传播得非常慢，朝代都已更替，而在偏远地区的人们还认为是生活在宣统年间，所以最后落款处竟写下了“宣统四年”。

　　一“印”之差

　　红契，也叫文券，是缴纳了契税并加盖官印的契约，反之，没有缴纳契税、无官印的是白契。

　　一份立于乾隆二十九年的白契，在乾隆三十四年，官府对它进行了确权认证。原来，它只是一个双方私下的约定，不受法律保护，后来交了税，并加盖了官印，这份契约也由白契变为了红契，具有了法律效力。

　　同样，馆内还陈列着一份完整的四连契。这张契约，在同治十二年是一张白契；同治十三年，官府对它进行了确权认证，白契由此变成红契；同治年间，又进行了两次确权；最后一次确权，是在民国三年。

　　同治年间的这张地契直到民国三年，仍然有效。这样一次次的确权纳税，就像现在交保险一样，保险到期，就要续交，每交一次税，就给一个盖章凭证。

　　始于宋代的契尾，也是一个纳税凭证。宋代开始，为防止经手税契的官吏贪污，于是规定，税契的收据要粘连在契约之后。明清时期，进一步加强了对契尾的管理，改成由官府统一印制。

　　家国印记

　　一张契约，蕴含的不仅是历史过往，还有一种深深的家国情怀、传统印记。

　　“抵押典卖，与外国人作为无效”，在一张民国时期的卖地契上，醒目位置处，标有这样的字样。也就是说，像这种土地买卖契约，只能与中国人签订，不能与外国人签订，否则无效。特殊时期的爱国情怀跃然纸上。

　　而1951年7月的一张爱国公约，是张衍泗全家“民主制订”：“为了抗美援朝，保卫胜利果实……要米有米，要面送面，要人挺身而出……男多积肥锄地，女多纺线织布，在增产中全力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语言质朴，但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还有一张契约，是发给原堂邑县刘玉峰之妻许氏的。为表扬她对公婆的孝心，政府想给她立一个贞洁牌坊，在立牌坊之前，先给她颁发了一个“表彰”，相当于给她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