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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倒了,半生的积蓄没了……他们抬着棺材上街

来源:中央政府长安剑编辑:健翁发布时间:2021-01-12 16:09:48

  “我从单位手里买的房,怎么就成违建了?”

  住了十余年的房子,一夕之间被推成平地。门破了,窗碎了,家具七倒八歪,白粉墙上大大的“拆”字格外扎眼。

  半生的积蓄,就这么被推土机碾没了,王某凤哽咽得说不下去,手里的纸巾被攥成了团,湿哒哒的,像浸了水。

  和王某凤遭遇相同的,还有47户居民。

  “有人连夜从老家赶回来,跑了几百公里。”到了拆违现场,看到的已是一片废墟,有老人气得发抖,当场晕倒。

  2020年1月26日,王某凤等人走进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就限期拆除通知、强制拆除行为、行政赔偿等127件行政诉讼案件申请监督。

  接待他们的,是检察官李显辉。

  “我不为五亩地,宁要一口气!”

  “办这个?你是自讨苦吃吧!”

  这案子焦点在住房,事关民生,本就敏感,再加上涉案人数众多,维权已有十余年,还牵扯到北京、山西多家企业,背后关系错综复杂,彼此间积怨很深。

  有人劝李显辉,这是个“烫手山芋”,绝对费力不讨好,但他偏偏不信邪。检察长高祥阳带头组成检察官办案组。他们凭着股执拗劲儿,一头扑进卷宗里: “这是个雷,不排的话,总有一天会爆。”

  纠纷要追溯到2001年。

  彼时,涉案企业通过招商引资,在租赁的集体土地上建起了住宅楼,并出售给员工及其亲属。到了2009年,该企业又计划回购房屋,将之转让给第三方企业。

  变故突至,部分购房者难以接受。眼看着水停了、电没了、暖气也断了,他们买来桶装水、装上发电机,居住条件再困难,也铁了心要熬下去。“一套北京的房子不是小数目。对购房者来说,影响的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人生。”李显辉感同身受。

  第三方企业也头痛。

  470多亩的地,他们砸了将近4个亿。因购房者没能如期搬迁,计划中的项目拖了十多年都未能落地,成了企业身上的一个陈年包袱。

  “无论住户还是购房者,肚子里都有委屈,都憋着气。 ”闹得最凶的时候,有购房者抬着第三方企业主的棺材在街上走。企业代表怒气上了头,口不择言,指着住户骂“社会垃圾”。

  李显辉却笃定: “中国的老百姓都很好。闹这么大,一定是受委屈了。”

  他托人把他拉进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维权的购房者。群名叫“为真理而奋斗”。

  “我不为五亩地,宁要一口气!”刚进群的时候,李显辉频频被@,一天能有四五十次,“天天被怼”。

  说不难受是假的。但李显辉没放弃,扎在群里释法说理,前前后后将近3000条。

  慢慢的,他成了群里的专属“心理医生”,群友在维权路上有苦水和难处,总会向他倾诉,有人深夜喝酒了也打来电话,一通能打三个多小时,讲到口干舌燥。

  一路维权,“他们承受的太多,想说的也太多了,”李显辉心知肚明: “行政诉讼监督往往被当事人视为寻求司法救济的希望所在。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老百姓的正当诉求,老百姓会对司法失去信心。”

  “李主任,一定要留下来!哪怕吃碗刀削面”

  “我要放过自己,也放过你们。”

  李显辉有些委屈。群里有七八个“顽固派”,始终不信任他,逢事就把矛头对准李显辉,句句带着火药味。

  那一次他气急了,决定退群: “我是为大家办案,不是求大家办案。”

  话是这么说,但李显辉心没放下。他和同事打包行李,踏上了从北京开往山西大同的高铁,“购房者大部分在大同,疫情期间他们来京不方便,我们就过去,实地走一走,把问题摸深摸透。”

  靠着一次次调查走访,案件的脉络逐渐清晰,背后的结点也浮出水面——

  “这案子根源其实在房屋建设企业。因为他们‘违建’,出售了有产权缺陷的房屋,才滋生了后续一系列争议纠纷。”

  李显辉和同事们决定通过源头“违建”民事问题的解决,推动“拆违”行政争议的一揽子化解。

  为引导大家理性表达诉求,他和同事用10天时间,和购房者一一面谈,并就其中的和解金额等细节逐一核实。

  他拿自家房子“说事”,讲曾经因拆迁经历过的心酸事。购房者们感同身受:“李主任,你也有这么惨的时候!”

  这一趟还碰上了意外来客。几位把李显辉怼出群的购房者,专程前来拜访,口气已然软和下来: “你退群之后,我们被骂惨了,都怨我们把你气跑了。”

  返回北京的那天,已近仲夏,太阳烤得人发昏。李显辉一行拎着行李,从窝了半个月的“临时办公室”里出来,拥上来的是十多张熟悉的脸孔,攥着他的衣袖不肯松手, “一定要留下来!哪怕吃碗刀削面再走。”

  这一幕,李显辉记了很久。

  奔波3个多月,经过9轮磋商,40多名购房者终于与涉案企业达成和解,在端午节前,2044.5万和解款项如期到账,购房者收到了端午“大礼包”。

  历时173天,案子办结,李显辉有种“爬到山顶,可以畅快呼吸的感觉”。

  购房者们也不例外,心里郁结已久的石头放下了,40多人结伴前去九寨沟。“为真理奋斗”微信群里,各式各样的旅行照正在刷屏。

  “我是空巢老人的儿子,两地分居的丈夫,留守儿童的父亲”

  加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之前,李显辉在西藏。

  2005年,他从北大法学院毕业,放弃了高薪工作,只身前往西藏,入职拉萨市检察院公诉处,成了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初入藏,高原反应猛烈地作用在李显辉身上:头痛得要炸,说话、走路都要大喘气,记忆力减退,吃不好睡不香,每天都会流鼻血……

  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李显辉的脸颊上多了两抹高原红, “会皲裂,然后脱皮,整张脸变得一块白一块黑”,风吹上来的时候,脸刺剌剌地疼。

  这是高原生活给李显辉的“胎记”。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儿的条件会如此艰苦——

  办公室是卫生间改造的,冲水的声音日日伴在耳侧;

  看守所里连桌椅都没有,他只好和嫌疑人面对面,席地而坐;

  前往海拔4000多米的户外执行任务,他和同事们深入村庄、寺庙,车胎被扎过、帐篷被毁过,饿过肚子、吐过胆汁,睡过地上、抓过罪犯;

  下沉那曲期间,住处有限,他和兄弟们只能蜷在地上睡,一到晚上,卡脖子声、呛水声、哨子声、青蛙叫声,此起彼伏,声声入耳……

李显辉在拉萨市人民检察院的“窝”

牧民为李显辉献哈达

  就是在这个离海最远、离天最近的地方,他坚持挑灯夜战、钻研业务,在38岁时便成为了最年轻的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像他这样专业的人才是我们这儿最缺乏的,大家最发愁的就是办经济案件,只有他抢着办,而且办起来得心应手。”他的藏族同事次仁多吉说。

  在藏工作期间, 李显辉所办理的案件无一冤、假、错案,不仅达到了案件有罪判决率100%,而且无一次休庭,无一起定性错误,没有任何一件引起涉诉上访,没有一件案结事不了。

  “我是空巢老人的儿子,两地分居的丈夫,留守儿童的父亲。” 在一次同行交流会上,李显辉这样介绍自己。

  话音刚落,一片沉寂。

  “估计他们觉得我的介绍太沉重了,没法好好聊天。”李显辉扯了扯嘴角,有些无奈。实际上,在藏的那些年,这是他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

  “离家太远,真的太远了。”

  那时候他从西藏回一趟北京,坐火车往返得四天多。为了多陪家人一个晚上,他几乎都乘飞机穿行,“单趟机票费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

  在与妻子谈婚论嫁的2009年,为办理一起专案,他在办案点一呆就是8个多月,无法脱身。为此他不得不三次推迟婚期,直到1年后才得以结婚。

  儿子出生后,由于长期不能陪伴,每逢李显辉回京, 儿子总怯生生地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叫爸爸。

李显辉和妻子

  “在西藏,最难忍受的就是亲情。”这话一点不假。

  但即使有这么多心酸、焦虑和感伤,李显辉从不后悔入藏。

  “百年修得同船度,千年修得共枕眠,万年修得上高原。”他时常用这句话自勉。 “我真的非常感谢互联网时代,让我能够通过视频陪伴家人,做一位视频里的爸爸、丈夫和儿子。”

  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在李显辉身上。

  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高祥阳介绍,近年来,分院频频“走出去”,选派多名优秀干部援藏交流锻炼。

  同步启动的,也包括人才“引进来”,即选调能力突出、素质突出、经历丰富的优秀年轻干部来院工作。李显辉便是其中之一。

  此时,距离他初入藏,已有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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