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来有之孔子曾当教官
先秦军训成学校“香饽饽”
学生军训古已有之,且绵延传承四千余年。
在中国,学生军训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根据记载,在商代,由于诸侯间战争增多,统治者对军事训练日益重视,除了对正规军队进行训练外,还通过学校对各级贵族进行军事教育。从西周开始,官学分“国学”与“乡学”,并有“小学”和“大学”两级。其中的“大学”,即以“六艺”为标准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成为学生需要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其中的射、御,即为古代的军训,教师一般由军官担任。
到了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更加重视军事人才教育和训练,军训成为官办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就连孔子的“民办学校”也很重视军训。孔子作为中国国民教育的开创者,他在教育过程中,将射御之术看得与礼乐教化一样重要。孔子曾在矍相的园圃亲自教弟子学习射箭,他在教弟子习射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对民众进行礼的教育。可见,孔式教育理念是讲究文武兼修。
秦汉军训渐“失宠”
秦汉时,统治者对学生军训的重视程度逐渐减弱,学校军训则开始走下坡路,随着儒家学术被奉为正统,“六艺”也变身为儒学六经,军事教育内容消失,军训的职能弱化为一种礼仪程式。其实,秦在建立统一政权之前,仍对军训十分重视。但在一统天下之后,除加强边防,用兵的机会变得极少。
虽然秦汉时期学校军训逐渐萧条,却并未废止,因为在地方学校教育中仍有军训的内容。东汉王莽执政时,每年春秋之际,经学家刘昆都会带领五百多名弟子习武,以致王莽怀疑其图谋不轨,把他及家属都关了起来,也就是说,当时连民办学校都不能从容搞军训了。
隋唐宋忙于“备战”科举
隋朝时更是开始“偃武修文”,大力削减武力装备,国家教育重点由学武转为修文,科举也逐渐开始成为主流。唐朝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战时重武、平时重文的国策,但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曾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唐朝的取士之法仍偏科举,学校沦为科举附属品,军训废止。此外,理学开始萌芽,逐渐形成重读书轻实践,重静坐轻活动的教育理念。武则天时,文武科举分开,文举不考武艺,为谋取功名,学生们无暇学习军事课程,军训渐被弃之不顾。
到了宋朝,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被推
向高潮,武将地位被书生士子全面赶超。宋太祖认为,武将握兵权而强,君主失军权而弱,为保赵氏江山稳固长久,必须铲除藩镇割据势力,坚持崇文抑武的国策。
明、清两朝开国皇帝都以武得天下,自然重视学校的军事教育,朱元璋力图在学校恢复孔子的“六艺”。他在洪武三年批示,要求国子学和县学学生都要习射,命国子监辟射圃赐诸生弓矢,并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射”“骑”科目,有了考试的引导和政府对器械的投入,促进了学校军训的发展。
清承明制,开国之初举办教育是文武并重。从官学、国学到地方学,学校的课程多数是文武兼备,都开设骑射课。文科考试先试骑射,八旗子弟武功不及格者不能参加文科考试,风气所及,学校军训热情大为高涨,民间也竞相效仿。一些学校除了开设骑射课,还开设武术、举重等必修课,致力于培养文武全才。但是,武功根本敌不过科举八股,军训成了形式主义。
明、清初的学校军训终究未能从复兴走向发展,这是因为程朱理学仍是明清社会的主流,程朱理学都受到最高统治当局的极力推崇,仍是“半日读书,半日静坐”。
清末屡吃败仗兴起尚武小高潮
到了清末,清政府惨遭列强羞辱,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更是让全国上下意识到了“强兵尚武”的重要性,遂又兴起尚武的小高潮。
1902年,蒋百里发表《军国民教育》一文,明确提出国民教育的实施应通过学校教育,训练学生行军、射靶、击剑、野外演习等能力。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教育要旨》,把尚武教育列入教育宗旨,正式颁布学校军训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