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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攻克天京，太平天国政权覆灭之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阶层都以为天下太平，甚至力主在短时间内解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湘军和淮军，恢复到往日文恬武嬉的生活中。就在此时，长江以北突然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将大清朝岁月静好的美梦砸了个粉碎。
这股新崛起的势力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新捻军”，其主要组成部分是太平天国的残部和淮北鲁南捻军起义的失败者。由于以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为首的军事干部加入捻军，为捻军带来了太平天国较为正规的军事制度和先进战法，并大力推动新捻军“易步为骑”，利用骑兵的机动性和流动作战灵活主动的打击清军，很快就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就连清朝依赖为“北方长城”的京师八旗统帅僧格林沁都在高楼寨一战中被捻军所杀死。
手中无可用的清朝高层们被迫选择重新启用汉人将帅来对付这支难以对付的叛军。首先被派去督剿捻军的是太平天国的首功之臣曾国藩，但曾国藩已经将他的湘军裁撤大半，当他北上山东进攻捻军的时候，率领的大多是李鸿章手下的淮军部属。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曾国藩在指挥淮军时并不如以往那样如臂指使，反应灵活。他为捻军精心准备的“以静制动、重点防河”策略，也被捻军的大范围机动作战所击破，捻军向南突破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地区。
由于曾国藩围堵战略失败，清廷被迫以淮军总帅李鸿章代替曾为钦差大臣，统一指挥各条战线上的湘军和淮军，继续和捻军作战。
捻军的死灰复燃让清朝猝不及防
李鸿章亲临前线督战，淮军不可能不三军用命。为了围困正在湖北境内休整的捻军，清朝调动了超过10万人的大军，以大洪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天险为依托，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从不同的方向向捻军包抄。除李鸿章弟李昭庆率领的淮军亲兵在河南负责防堵捻军北上之外，淮军主力刘铭传、周盛波、郭松林、张树珊等纷纷进入湖北，对捻军展开合围，又有湘军名将鲍超在襄阳镇守，防备捻军西入四川。李鸿章将自己的战略称之为“扼地兜剿”，即故意让出一块山重水复的地方让捻军钻进去，然后各省清军一齐进军，形成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说来有趣，在三百多年前，明朝军队也曾经尝试使用这个战略对付刚刚兴起的清朝老祖宗努尔哈赤，结果各路明军因为配合不周，被努尔哈赤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这一次轮到清朝自己犯同样的错误了，只不过这一次清朝的配合失误却并非是因为清军自己的问题，而是来自于捻军的积极调动。捻军自进入湖北以来，充分发挥了其骑兵军团的战略机动优势，在荆楚这一块小天地里纵横驰骋。捻军先南下进向武汉，将湖北西部清军的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武汉三镇的防守上，接着顺江突入孝感，抵达云梦泽，然后回师向湖北西部的德安前进，挑衅驻扎湖北的淮军悍将郭松林。郭松林在李鸿章麾下素来以军纪不严但临阵凶悍著称，一经接触，马上率领部下8营淮军穷追捻军不舍。
甲午战争时期的淮军正是给人军纪散漫的印象
1867年1月11日，捻军将郭松林部引诱到湖北罗家集，设伏围攻，由猛将任柱正面截住淮军攻势，其余捻军将领分路包抄敌后，缩小包围，郭松林虽然在江南战场上俗称悍勇，但仅半日功夫，马步军都被捻军击溃，淮军名将曹仁美等阵亡，郭部前后损失4000多人，郭松林先被捻军俘虏，又趁机逃跑，才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
1月26日，辗转返回德安的捻军再度遭到淮军进攻，这次领军的是又是淮军猛将张树珊。张树珊、张树声兄弟是最早跟随李鸿章建立淮军的将领之一，而张树珊尤以治军严谨、作战勇猛广为人知，淮军三大骨干将领中，张树珊虽然功绩不如刘铭传、郭松林，但其披坚执锐、一马当先的气势却比刘、郭有过之。当张树珊发现淮军各部畏惧捻军，不肯进攻捻军时，勃然大怒，率领所部6营淮军独自对捻军发起冲击。捻军施展惯常套路，稍一接战就诈败逃走，将张树珊所部引诱至远离淮军大部队的偏僻处，然后以优势兵力四面围攻。张树珊在困境中仍以洋教官教授的枪炮齐射技法血战不退，战至深夜，6营淮军全军覆没，张树珊本人力战而死。
捻军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连续歼灭淮军两员大将，不但沉重打击了淮军的士气，而且造成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普遍恐慌。就连一贯对淮军颇有信心，称赞其“步武阵法严谨，吾平生所见不及也”的曾国藩，也叹息“贼进身极矮，淮军枪炮多有高而不中者，无可奈何”，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股灵活又勇猛的敌人了。
第一代捻军首领张乐行原本是淮北的盐贩
真正能够为淮军挽回颜面的仍然只有淮军自己，在张树珊失利一个月后，淮军最大一支部队、也是最勇猛能战的刘铭传所部终于抵达德安.旋即对捻军展开跟踪追击。刘铭传原来是两淮地区一个亦兵亦匪的坞堡首领，当时两淮到鲁南的黄泛区，这种结寨自保的坞堡比比皆是，后来成为淮军初期兵员的最大来源。刘铭传经人介绍加入李鸿章麾下后，因其作战勇猛又是安徽同乡的缘故，被李鸿章留意提拔，很快就成为了淮军的主要将领。他的部属不但人数众多，而且装备精良，基本都装备了英国的恩菲尔德P1853式步枪或法式米涅步枪，营中又有炮队，装备六十八磅前膛炮、三十二磅前膛炮等重型火炮。刘铭传部大量聘请英国和法国教官，教授队列、射击、战术等基本军事技能，堪称是中国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支接受西洋化军事改革的野战部队。
刘铭传在德安出手，阻止了捻军的继续东进。连获胜仗的捻军遂决心趁着缴获很多洋枪、招募大量人员的有利时机，再次西向钟祥、汉水地区，寻求向北进入河南。对于淮军来说这是一举歼灭敌人的大好机会，一方面，钟祥、京口、襄阳一带河道密集，捻军骑兵机动不便，更重要的是刘铭传等淮军主力可以和驻扎襄阳的湘军鲍超部携起手来，组成一支捻军难以对付的野战大兵团。
负责湖北西部防务的巡抚曾国荃也收到朝廷令旨，要求清军四面合围，寻机在唐白河和襄河之间的地域与捻军决战。淮军也全线出击，李昭庆淮军亲兵自河南南下截住捻军去路，刘秉章、周盛波等防住京口，然后以刘铭传所部20营、一万多淮军和鲍超所部32营、16000湘军合成一支强大攻击部队，进攻已经机动至尹隆河畔的捻军。
刘铭传画像
1867年2月18日，淮军以马队护卫辎重和步兵前进到尹隆河岸的京山，对面即是正在休息的捻军。由于冬季水浅，人马可以涉渡汉水，刘铭传和鲍超商议，决定明日上午九时对捻军发动进攻。但刘铭传本人对功名十分热心，他担心鲍超兵力比自己多，如果两军一起行动，功绩可能多半归鲍超所有。所以他耍了个心眼，第二天早晨五点，还未等鲍超部队行动，淮军就悄悄出营，全军抢先对尹隆河对岸的捻军展开突击。
和淮军正面接触的只有少数捻军步兵，而且一经交战就显示出不敌的样子，拔脚便逃。但捻军一边向西逃跑，一边又以一千多骑兵向淮军在身后的辎重发起攻击，于是刘铭传只能留下五营人马看守辎重，一面以提督唐殿魁为先锋，全速追击捻军。不知不觉间，20营淮军的兵力已经分散成为一条长龙。
淮军作战，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战术叫做“三十点检回马枪”，三十点检指得是曾经担任太平天国三十点检的陈玉成，这种战法因他而扬名海内。这种战术就是以少量兵力假装战败引诱对方来追，让对方在追击过程中队伍分散混乱，然后以精兵分成几路对敌军进行包抄合围，陈玉成屡次使用这招，每每大破湘军。捻军将这一套战术学来之后，由于其主力大多是骑兵，分路包抄的动作更加迅猛灵便。
捻军看见刘铭传部分散之后，即出动准备已久的大军，进行三路包抄，以最强力的将领任柱从东面进攻，牛宏升从西面进攻，遵王赖文光居中策应。捻军中封为鲁王的任柱，被李鸿章称为是“第一等的骑将好汉”，堪称项羽再世。他率领捻军骑兵转战十年，拥有精锐马队万人，在高楼寨一战中大破清朝引以为傲的东三省骑兵和蒙古骑兵，一时人都以为骑兵作战，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据说他每战必身先士卒，手持西洋骑兵用短枪，骑射无不中的。湘军、淮军看到他的旗帜都纷纷躲避。
捻军向刘铭传进攻的三路中，只有作为刘铭传主力的猛将唐殿魁一军将敌军牛宏升打退，刘铭传率领的中军被赖文光所部猛攻，一时难分高下，但任柱的骑兵大军却轻易击溃了淮军的右翼，并挟骑兵运动战特有的风雷之势趁机冲击刘铭传中军的侧面，一下子将中军从当间冲断。冲散刘铭传中军之后，赖文光和任柱再合力夹击唐殿魁军，唐殿魁孤军被几万捻军层层包裹，连开枪都来不及，双方手擎脚蹬，短刀肉搏，最后唐殿魁血战而死，淮军全军覆没。刘铭传所部总兵、副将者也战死不少，他本人仅仅带领二百多亲兵，左右冲突不能突破包围，已经成为笼中的困兽了。
鲍超出征图 可以看见其部属多以冷兵器为主
就在淮军几近全军溃败，捻军马上就要大获全胜的时刻，鲍超部按约进入了战场。鲍超是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期最主要的将领之一，一声曾经参加过500多次战斗，据说全身伤痕多达108处。由于其作战勇猛，屡破太平军，和经常配合湘军作战的满人多隆阿一起并称“多龙鲍虎”。鲍超平时治军不严，他的士卒骚扰地方无恶不作，但作战却非常勇猛，只知前进不懂后退。他又是曾国藩极力称赞的“洋枪虽少杀贼甚得力者”，大概这是因为其部下习惯趁敌军火力稀疏时迅猛进攻，进入肉搏战后依靠勇猛取胜，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鲍超部下虽然缺少洋枪却大量装备旧式火绳枪、劈山炮等火器，这种火器在适当的调配下也能发挥相当作用。
更主要的是，捻军对鲍超部的到场毫无准备，其主力和预备队都已经在和刘铭传部的搏斗中耗光了力气，鲍超部队从后方的掩杀从一场原本激烈的对抗变成了一面倒的屠杀，正在兴致勃勃的围攻淮军残部的捻军被后方的敌人袭击，纷纷溃败，死伤涂地。
尹隆河一战捻军伤亡及被俘超过8000人以上，更重要的是其渡过尹隆河，西进四川的战略计划被彻底粉碎。当时四川不但兵力空虚，且绿营日久不战早已形同瓦解，捻军进入四川站稳脚跟后，必然使云南、陕西的反清力量连为一体，形成西南半壁江山脱离清朝控制的危险局面。但尹隆河一战彻底粉碎了捻军的全盘计划，捻军不得不弃湖北东走，向山东方向寻求突破，这就落入了李鸿章设下的一重又一重陷阱，最终走向了覆灭。
不过最耐人寻味的是决定最终决定晚清军事格局的还不是尹隆河一战的直接成败，而是胜利后清朝对湘淮将领的态度。原本违约抢先出击的刘铭传，在李鸿章的力保之下，竟然有功无过。而鲍超救淮军于危难之中，反而被朝廷责以违约失期，一怒之下称病辞职。李鸿章则趁机将鲍超手里的湘军骨干一万五千多人遣散。清朝自太平天国以来，对前线战况的把握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大有改善，按常理不可能出现如此重大的事实误判，显然朝廷正是借此不公事实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未来属于习惯洋枪洋炮、使用西式战法的淮军，而立了功的湘军沉浸在旧式战争的套路里，早已不在未来的军事格局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