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精神的主体性呈现

　　何石妹乡村是现代、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主题，从鲁迅、沈从文到贾平凹、陈忠实，乡村在作家笔下呈现出多种样貌。当代小说中也有大量的乡村主题，但无论是文学描摹出的图景，还是社会学考察出的结果，乡村在当代人视野中常常呈现出两种形态：一是城市视角观照下的牧歌式乡村，是城市心灵的桃花源，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文景观，均呈现出理想化的田园色彩。二是随着现代性反思而不断滋生的乡村“空心化”“边缘化”焦虑，由此描绘出的“溃败”的乡村。这两种形态，实际上都是以他者视角对乡村做出的观照，他者眼中乡村故事、乡村图景，虽然对乡村现实有所展现，但在时代变迁、历史际遇中，乡村真正的主体经验是怎样的，无论是在文学还是社会学层面上，都缺乏更充分的言说。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山乡巨变、农村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乡村、乡民历经了怎样的演进轨迹和心路历程，除了我们在历史性描绘中看到宏大的社会图景，而作为社会“小细胞”的村落、家庭，乃至具体的人，他们的生活和精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应当成为当下乡村写作的重要内容。王矿清的长篇小说《女娲石》，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既吸收了传统乡土小说的叙事经验，又呈现出新的乡土精神与写作特征；既在特定时期的大历史内言说民族命运，又是一部地方村落精神史，写出了大历史下华北乡村、农民的个体遭遇。

　　《女娲石》以太行山麓的一个小山村为背景，讲述了这个村庄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变迁和社会现实。这个山村是太行山区村落的典型：在娲皇宫下，清漳河畔，浸润着传统文化，滋养着红色精神，历经风起云涌，时代变迁。它既承载着“天下之脊”太行山所赋予的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又在现代性际遇中经历了裂变和革新。小说描述村落的历史，并没有先验地架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观念性的乡村，以知识分子的视角进行他者叙事，而是从人物的主体性出发，完成叙事层面的主体转换。

　　牛秋风和曹逢春二人和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是小说表层的叙事主线。从村庄的历史来看，牛秋风和曹逢春的斗争，可以看作是村落前进的阻力，从个人品性来看，牛、曹二人充满卑劣的品质，所以在常见的村落故事中，他们是被批判的对象，应当以非主体的形态出现。但小说却以这二人的视角、心态乃至情感出发，将他们的人生遭遇和精神历程作为叙述的主线。当我们深入到这条线索当中，可以感受到这个村落发展的真正“秘史”。牛秋风和曹逢春并不是单纯的“坏人”，他们对权利的热衷和追求，带有鲜明的宗法文化的特征，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是他们不择手段争夺权力的深层动力。但二人的思想是多面的，除了对权力的热衷，还有对家族、家庭责任的主动承担，对家族荣誉的恪守，对村落命运的关注等等，这就使得他们呈现出性格的多面性和形象的复杂性。这和《白鹿原》中的家族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以家族恩怨作为情节主线的模式，既能完成精彩的故事构架，又能体现出历史传统之深重。

　　同时，《女娲石》描写的时间段向前推进了一步，着重讲述改革开放前后的故事。牛、曹二人这时的斗争，除了宗法思想的影响，还掺杂着时代变化、外界刺激下越来越膨胀的个人欲望、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僵化观念，等等。牛秋风和曹逢春看似势不两立，明争暗斗，但他们都属于落后的一代，在宗法观念、权力思想、时代桎梏的影响下逐渐丢弃了质朴的本心，也成为时代的弃儿；而下一代的牛得水、小叶儿是迷失者，虽然心地纯良，但在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和转变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知识和勇气，走向迷惘和消逝。这两代人的遭遇在上篇“山野”中呈现，反映了农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沉疴。下篇“新梦”重点刻画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以牛得草、小桃儿为代表，他们和牛得水、小叶儿一样正直、善良，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为隐忍、坚定，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新时代的视野和心胸，能够凭借知识和勇气，开拓新的生活。

　　上一代的追溯与挖掘，探寻的是乡村生活的根系与脉络，反映了传统和历史的厚重，而新人物、新故事的出现，则呈现出一种精神的成长性，同样是以一种主体性的方式，体现了乡村在经过失落和挣扎之后，重拾文化自信，重写乡村命运的新面貌。这种“新”，既不同于现代城市文明观照下的批判与逃离，也不同于上一代对传统桎梏的留恋与固守，是新一代农村主人翁经过质疑、离开、反思、回归之后的坚定选择。牛得草和小桃儿，他们曾经一个在村内，但有大胸怀，另一个在城市，但不忘根本，他们摆脱了陈旧的意识、狭隘的观念，也抵挡住了外界的诱惑和冲击，是新时代乡村希望的象征。可以说，小说没有从外在角度出发仅仅对乡村问题做出高高在上的剖析和评判，也没有虚幻地提出一个“美好新农村”的召唤，发表几声慨叹和倡议而已，而是真正深入乡村内部，从成长的可能性出发，描绘希望的生长。

　　这些人物的故事，以一条隐性线索，也就是“女娲石”来贯通始终。这一来自古老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中的意象，在作品中具有多重的内涵。在牛、曹两家的争夺中，“女娲石”实际上是虚无的，两家所寄托于此的家族兴旺、权力在握等愿望，最终被现实击碎。但在代代传承中，“女娲石”并不只是代表权利、运势，它也是扎根沃土的深情，是坚忍前行的信念，更是民族、村落走向幸福生活的愿望寄托。所以它在小叶儿、小桃儿之间传递，倾听结尾小桃儿的诉说，昭示小桃儿未来的命运。除了“女娲石”，小说中还有很多女娲文化元素，例如娲皇宫、娲皇庙、女娲庙会、朝顶仪式、请老姑（女娲）仪式、坐夜习俗、赛戏等等。这是太行山女娲文化的写照，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些地域性传统文化，构成了千百年来太行山区民众生活的土壤，滋养着民族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以“女娲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背景，和牛得草、小桃儿为代表的拥有“诗和远方”的新一代人物相互印衬，呈现出一种带有重构意味的新的乡村文学审美特质。它让我们看到，新时期的乡村世界，既不应该是陈旧的，也不是被现代文明异化了的、扭曲的状态，它保留着民族文化的根性，保存着农民生活的日常，也把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的可能性呈现了出来。在文体风格上，凸显了地方文化的根性与现代乡村的诗性。女娲文化、革命精神、太行风韵在字里行间呈现，使得作品具有如“女娲石”意象一般深厚悠远的韵味。而作品在处理自然风物与人物情感的关系时，流露出有别于城市化审美的、质朴但清幽的诗意。“如水的月光下，‘女娲石’一动不动，依然是那样温润透亮。”“小桃儿推开窗子，一股浓浓的樱花的味道。不，分明是山村所特有的那种鲜艳的桃花的味道满溢屋子。她深深地吸了一口，又一口，目光向远方望去。”作者在描写山村景色时，并没有刻意营造落后的、杂乱的、“土”的氛围；而月光、河流、花木等意象的描写，虽然清新雅致，但并没有运用什么现代主义式的象征和复杂的意旨，而是和人物思想、情感丝丝相扣，紧密贴合，呈现出简单而深远的意味。这是新时代乡村写作在审美层面上呈现出来的特点，它迎合的不是大众化或城市化审美，而是真正可以领略不断发展的乡土精神的人。

　　王矿清的《女娲石》，就是以主体视角观照乡村生活，将乡村的真实遭遇具像化，真正体现乡土经验，讲述乡村历史的佳作。王矿清是具有多年创作经验，深谙女娲文化、太行山红色新闻文化等地方历史文化的优秀作家。作者多年扎根于太行沃土，对太行山区的农村生活有着深厚的积累和独特感受，更是以主人公的视角来思考和观照乡村的发展，对村落、村民的情感有着细腻、贴切的表达。同时，在审美层面上，体现出了一定的重构精神，呈现出特有的新乡村写作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