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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7798688@qq.com■ 裴龙飞 赵波
近日，根据热心群众提供的线索，几位地方文化爱好者一同前往曲周县城的一处老民居，在此地，我们竟意外发现一块明代天启年间的神道碑。这块神道碑与国画大师彭八百的祖上相关，对研究彭氏家族历史及明代社会文化意义重大。
神道碑现世：尘封历史的开启
经初步探究，我们得知这块神道碑的主人是国画大师彭八百的祖上——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彭化凤（字应泰）。据保存石碑的县城西街村居民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初期，这块石碑在生产队的农田中被发现，随后被运到了家中，当时用于个体经济制糖作坊的冷却和揉糖工艺的台案。
这块石碑当年所处的农田，历史上曾是县城南街村的彭家墓地。当年，彭家墓地规模宏大，仅次于北边明代兵部尚书王一鹗的王坟，当地人便将其称为“彭坟”或者“彭坟山”。然而，在文革初期“破四旧”的浪潮以及后续的农田改造过程中，这座墓地不幸被毁。
在现场，我们对神道碑进行了细致观察，发现碑体保存极为完好。碑料选用的是叩击时能发出铜音的大青石中的响石，碑体高1.8米，宽1.2米，厚度超过30厘米。石碑两头的榫头也完好无损，尽显明代石碑的厚重与大气，仿佛在诉说着那段久远的历史。我们仔细端详碑文，只见正面刻着“天启五年岁次乙丑孟春榖旦”“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彭公神道碑”，落款为孝子彭永祐。这些碑文信息，均源于我们在现场对碑文的直接观察与记录，为探寻彭氏家族的过往提供了珍贵线索。
家族溯源：万历年间的人才盛景
从碑文中我们得知，彭化凤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考中举人，次年便高中进士，自此踏上仕途。他先后担任河南鄢陵知县、山东布政司照磨（明代照磨是主管官府文卷审计与监察的官员，主要职责包括检查文卷错漏、印章伪冒及办事延误，此信息来源于相关历史研究资料）等职务。凭借出色的才能和勤勉的态度，他后来升任工部主事。碑刻上的“承德郎”为明代科举入仕进士及第者常先授的官职，这无疑是对他才华和功绩的高度认可。
彭化凤的父亲彭希武，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举人，官至陕西延安府同知，为家族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当时，科举功名不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更是家族社会地位提升的关键。彭希武通过科举入仕，为彭氏家族打开了通往官场的大门，使家族在地方上逐渐崭露头角。
曲周南街彭氏家族自明代万历年间起，便“科第不断”，人才辈出，堪称曲周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翻开《曲周县志》和彭家后人珍藏的祖宗轴，便能一窥家族先辈们的风采。彭希武因“娶瞽女全伦”的义举在乡里闻名遐迩。据同治版《曲周县志》记载：“彭希武，万历举人，少聘张氏女，未娶而瞽（瞽：眼瞎），张氏请绝婚，持不可，一时咸服其义，仕至延安府同知。”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婚姻往往与家族利益和声誉紧密相连，而彭希武不顾世俗眼光，坚守婚约，愿与瞽女相伴终身，这种义举在曲周县内绝无仅有，成为人们传颂的道德楷模，其故事至今仍在曲周流传。
彭希武在任山西蒲城县令期间展现出非凡的治理才能。据《蒲城县志》记载，他主持重修后稷庙，并亲自题写“克配彼天”的匾额。后稷作为中国古代农业的始祖，后稷庙承载着当地百姓对农业丰收的祈愿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彭希武的重修之举，不仅让古老的庙宇焕发出新的生机，更体现了他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同时，他还创制了地方名吃“蒲城椽头馍”。这种美食以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历经岁月沉淀，至今仍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也反映出彭希武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贡献。
家族荣光：明末清初的起伏变迁
彭化凤是彭希武和夫人瞽女之子，于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科考中进士。据河南鄢陵县志记载，他在任鄢陵知县时，关心文教，重修魁星楼，以助力科举考生金榜题名。在明朝中后期，科举制度对于社会流动和家族地位的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彭化凤深知文教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他重修魁星楼，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为当地学子提供了更好的学习和祈福场所。鄢陵在明朝中后期出现了“一榜五进士”“朱明天下鄢半朝”的盛况，这与彭化凤重视文教的举措不无关系。他因出色的政绩，后擢升为南京工部主事，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华，为家族赢得了更高的声誉。
立碑的彭永佑是彭化凤之子。据《曲周县志》（同治版）记载，他为明代监生，曾担任唐王府长史一职。唐王府的唐王朱聿键（1602—1646年），小字长寿，河南省南阳府南阳县人，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唐裕王朱器盛之子。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朱聿键在郑鸿逵、郑芝龙等人拥立下，于福州登基称帝，改年号为“隆武”。在位期间，他励精图治，积极任用金声、杨廷麟等能臣抗击清军南下，收编李自成农民军余部，多次组织北伐，一度收复安徽旌德、宁国等失地。然而，其军事行动主要依赖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拥兵自保、无心抗清，导致北伐最终失败。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攻福建，郑芝龙降清，同年八月，朱聿键被俘，后绝食而亡。
唐王府长史属正五品官职。王府长史司设左、右长史各一人，均为正五品，负责王府日常管理与决策事务，职能类似现代办公室主任。具体而言，长史司需处理藩王内部事务、协助朝廷处理皇室宗族事务，并定期向朝廷汇报藩王行为，同时负责王府礼乐制度的执行与祭祀活动的组织。彭永佑身处明末乱世，当时的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南明政权与清军对抗激烈，内部又存在各种政治势力的争斗。他既要应对唐王府内部的治理挑战，又需在南明政权与清军的对抗中周旋。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他的才能和智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的命运轨迹无疑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末士人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挣扎与无奈，以及他们在维护家族利益和履行政治责任之间的艰难抉择。
家族延续：清代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县志还记载了彭家后代彭光祖和彭宪祖。曲周县志（同治版）记载彭光祖为明代监生，无任职记录。彭宪祖是清康熙三十二年葵酉科举人，曾任浙江嘉善县令。据嘉善县志记载，彭宪祖在任嘉善县令期间，革除陋弊、体恤百姓疾苦，营造了“署冷风清，囹圄空虚”的良好局面。在清代，地方官员的治理能力对于地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彭宪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赞誉。他的政绩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能力，也反映了彭氏家族一贯的治国理政理念和家风传承。
家族余韵：清末民国的坚守与奉献
到了清末，太学生彭吉泰（彭八百伯父）和彭吉言（彭八百之父）兄弟，共同延续着家族的血脉。彭吉泰的长子彭若刚在民国时期担任过河南财政厅长，在著名作家刘震云的《温故1942》相关人物中有相关记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民国政府面临着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财政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彭若刚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努力，为国家的财政稳定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的任职体现了彭氏家族在时代变迁中不断适应和发展，继续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力。
彭吉言曾在曲周县衙做文案工作，兢兢业业。他去世后，妻子贾氏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靠做针线活维持生计，还精心侍奉婆婆到九十六岁。在当时传统社会观念中，妇女以孝顺公婆、操持家务为美德。贾氏的孝行感动了很多人，被记载于县志节女贤妇之烈女篇，还曾获得了民国大总统的褒扬，成为家族中又一段令人敬仰的佳话。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品德修养，也反映了彭氏家族重视孝道和家庭伦理的传统价值观。
艺术巨匠：彭八百的辉煌成就
在彭氏家族的众多人物中，近代的彭八百（1882 - 1971）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个。他原名彭鸿恩，字溥皋，号耕兰山人。从小，他就对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天赋，尤其擅长画兰石。在他的笔下，兰蕙清雅脱俗，仿佛带着空谷幽兰的芬芳；石态奇崛，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他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绘画技巧，在画坛独树一帜。
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众多艺术大家的认可。齐白石曾称赞：“自古画兰者众，精者唯八百老人。”这一句话，便是对彭八百画艺的高度肯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吴佩孚、张大千等艺术界名流都曾向他请教画艺，可见他在当时画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彭八百迎来了艺术生涯的新高峰。他成为首位给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赠画的画家，还收到了领导人的亲笔回信致谢。这一殊荣，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成就的认可，更是对他为新中国文化事业做出贡献的高度赞扬。他的艺术成就不仅为彭氏家族增添了光彩，也为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发现意义：传承文化的珍贵契机
这次彭家祖上明代石碑的发现，意义深远。它不仅填补了彭氏家族历史研究的空白，更让我们有机会透过历史的迷雾，更深入地了解明代社会的制度、地方文化的特色以及彭八百艺术成就背后的深厚文化底蕴。明代社会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彭氏家族作为地方名门望族，其发展历程与明代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通过研究彭氏家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代社会的阶层流动、科举制度对家族的影响以及地方文化在家族传承中的作用。
彭八百的艺术成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扎根于家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家族长期以来的文化积淀、对文教的重视以及良好的家风传承，都为他的艺术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次石碑的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彭八百艺术成就背后的家族文化密码，让我们认识到家族文化在个人成长和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彭氏家族的百年文脉将会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我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宝贵的借鉴和启示。我们应当珍视这一发现，进一步加强对彭氏家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保护，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续写好传承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