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上海、深圳,再到沈阳、成都等城市,各式家庭俱乐部、家庭酒吧层出不穷,核心是打造以“客厅”空间为中心的青年社交。对于许多年轻人而言,“社交客厅”是他们在城市中的一个“锚点”,他们把一部分“自我”安放在那里,让灵魂“有处可栖”。“社交客厅”成为年轻人的另一个“家”。(12月2日《中国青年报》)
这些被称作“社交客厅”的场所,既是物理空间的创新,更是年轻人精神需求的投射。与传统酒吧、咖啡馆不同,它刻意模糊商业与私人空间的边界:既模拟“家”的布局与氛围,又向陌生人敞开共享。这种设计背后,藏着年轻人对“中间状态”社交的渴望——既不愿退回私人公寓的封闭,又难以在纯粹商业场所中获得深度连接。“客厅”就像一道缓冲带:比公共场所更亲切,比私人空间更开放。
究其根源,“社交客厅”的流行,对应着当代都市青年生活的三重现实:其一,高流动性催生“无根”感。许多年轻人离乡打拼,职业与住所随时可能变动,传统意义上的稳定社群难以建立。其二,城市居住空间分化。对不少年轻人而言,拥有一处宽敞、舒适、适宜待客的物理空间已成奢侈。其三,数字社交“过载”与“不足”并存。线上连接虽便捷,却难以替代面对面交流的温度与共鸣。当“现实疏离”成为普遍感受,一个实体、温暖且低门槛的社交节点便愈显珍贵。
“社交客厅”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更是一种“轻量级归属感”。它不像故乡或家庭那样背负沉重责任,也不像公司或正式组织那般强调功能与等级,而是“择邻而居”式的情感选择——因兴趣、价值观或单纯氛围相契,实现间歇性的相聚与陪伴。在这里,年轻人可暂时卸下社会角色,以更本真的状态交流,收获情感支持与精神补给。
当然,这类空间的可持续性仍面临挑战:如何在保持温度的同时实现商业平衡?如何避免小众圈层走向封闭?这些问题需要运营者与社区共同探索。但无论如何,“社交客厅”释放出一个信号:城市不能只有钢筋水泥和效率逻辑,还应容纳柔软、松弛与偶然相遇的可能。
城市治理者也应从中获得启发,与其将此类空间简单归类为“新业态”加以规范,不如思考如何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与公共土壤。比如在社区更新中预留更多可供自发组织使用的公共空间,或在政策上鼓励非营利性社交探索。说到底,真正宜居的城市,不仅需要高效交通与完善配套,更要有让人愿意驻足、交谈、停留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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